35.《鯉魚與伯樂》曾偉傑

通常学生间会说的不是男女同学之间的“绯闻”,便是在说老师们的“坏话”。所以,打自我刚进入宽中读初一起,便偶尔会从同学耳中听闻郭义芝老师的大名。 “哎,听说昨天她又骂人了欸!” “蛤?又来?这母老虎怎么那么凶!” 所以虽然我在初中时从未被她教过哪怕一堂华文课,却也人云亦云、潜移默化的在心中为她戴上了一个写着“母老虎”的标签。 这还没完,在我初三时,她就当上了隔壁班的班主任,也教华文。那时才算真正领教她“狮吼功”的本领。她身材虽矮小,嗓门可不容小觑,就算隔着一堵墙壁,也常常能听到她讲解课本的内容,还因此闹了一次笑话。 有一节华文课时老师安排了测验,全体同学一言不发(当然也不能说话),专心致志地和考卷上的题目搏斗,课室中只剩风扇在旋转的声音,就只差一根针恰巧掉在地上而已。考卷里出的是文学常识类的题,都很简单,我却死活想不起陶渊明的表字是什么,在那抓耳挠腮,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巧的是,当时隔壁班也在上华文课。于是乎,我边听着隔壁班郭老师那把洪亮的声音字正腔圆的念着:“陶渊明,名潜,字元亮,自号五柳先生……”,边无耻地把答案填进了格子。 从那时开始我对郭老师的印象便变得好了一点。 我以为在那之后,我和郭老师的缘分到此为止。毕竟她当时是初中部的华文老师,在我升上高中后,当是没什么机会再见到她了。 出乎意料的,她成为了我高一的华文老师。 当她第一次走进我所在的教室时,我才算真正的端详过她。一副复古的金框眼镜,轻轻的架在她说不上高的鼻梁上。镜片后面是一双丹凤眼,坚定而有力。再配上一头黑色齐耳短发,一副知性而干练的模样。 当时我也不是特别惊讶。华文老师,依我看谁当都是一样的。不就单调的按着幻灯片上的字念,把课本上的重点划给同学罢了嘛! 可是在上第一堂华文课之后,我才发现事情似乎不是我想的那样。她在上每堂课前,总是会用一些课外的新闻、影片、文章等来先让我们对接下来将会上到的课文内容有所了解。之后,她才正式的进入课文,深入浅出的讲解为我们文章的含义。 其中最深刻的,莫过于《奥斯维辛没有什么新闻》一课。

期中考在即,别的老师当时都在赶进度,恨不得将考试范围都塞进学生的脑袋,让他们都拿个好成绩。但郭老师却特地为这篇《奥斯维辛没有什么新闻》额外腾出了宝贵的两节华文。冒着课上不完的风险,专门来看一部有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纪录片。就为了让就读理科班,没有机会接触纳粹德国历史的我们能够更加了解一些当时的历史,不至于对那片黑暗的过往一无所知。
那部纪录片,那堂课,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对这个世界的认知。虽然那时我曾质疑过那两堂课的意义。不过今时今日回想起,一份如今早已不记得分数的华文期中考卷,相比起了解了一段人类史上最沉重的历史。其中孰轻孰重,我却到近日才了解。
郭老师确实对我影响颇深,哪怕我和她并没有很熟悉。我和她之间,更像是旧时代的师生关系。我做对了某件事,她并不吝于给予称赞;当我搞砸了某件事,她也不会客气。在这点,她就和许许多多平凡的老师一样。
那为什么我会觉得她如此不同呢?这得从作文课开始提起了。
也许是离校外考试还远,老师总会允许我们在布满条条框框的稿纸上发挥我们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印象中,我有一次胡乱编造了个狗血校园爱情故事。放在以往,总是会被老师给与“不切实际”之类的评语。可这次,我的作文却得到了老师的肯定,还被命令在班上念了出来。
当时我因对自己的作文不自信,所以视“作文在班上被念出”这件事为好羞耻的一件事。万一下一次我的作文又被选中,那我岂不是又得在大家面前念一份“垃圾”,真是可怕!
怎么办?只好下一次再努力一些,把“垃圾”变成“可回收垃圾”,好让自己下次念的时候没那么羞愧罢!
就是在这种莫名其妙的心态下,我的写作水平一点点地在进步,也慢慢地爱上了写作。要是当时没有那一次地肯定,我便不会爱上写作,从而这篇散文也许就不会诞生。
很幸运地,她继续成为了我高二的华文老师。
那也是她执教的最后一年。
在高二休业式的那天,她总将离职这个憋了半年的决定,如水坝泄洪般,和眼泪一起,迸出。
在校园里的鲤鱼池旁,一群人相继与一个人告别。
总算轮到我了,犹如润滑不足的机械,僵硬地上前与她拥抱告别。我先前完全没有心理准备,只好说些珍重再见之类的客套话。拥抱时,我真希望自己是旁边池里的一条鲤鱼,那么就算流泪了也没人知道。
视线逐渐模糊。
咸咸的。

曾偉傑
柔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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